年的春节，我一个人在武汉度过。
1月16日，小年夜的前一天，家人和好友询问我的归期，我回答还不能确定。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，这段时间积攒的案头工作和学习的课程太多，便想着只给自己放三天假，回去跟家人吃个年饭就返回。
1月23日，武汉“封城”，我是想回但回不去了。
直到正月初二，我坐在电脑前打算写点什么，发现只有对“恐慌”两个字的体验是最深的。网上有一篇爆文《武汉一位医生的心声：停止恐慌》，语气带着医生特有的超然与冷静，但停止的声音特别像是从我们人体最靠上的部位发出来，那是大脑皮层所在的地方。
我的恐慌似乎充斥于全身每一个细胞，每一寸皮肤，渗透在我的一言一行，一呼一吸之间。我与它近距离相处了十天，如今，并不是大脑指挥我赶走了它，而是我与它从完全隔离不见，到了一个可以朝夕相处，甚至是相知相惜的地步。
每天，我看着家里的大门，思忖着要不要戴着口罩走出去。然而，有个声音在说，不，我还不敢出门。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的恐慌，它还在，它的呼吸与我的呼吸连在一起。我无法停止恐慌，但是可以像脱一件衣服那样，暂时剥离它。
从1月18日起，我开始一个人生活。那天一大早，孩子和他的父亲登上了离开武汉的火车。网上对于“肺炎”的报道稀松平常到让人完全忽视，两位外地好友发来相关文字和图片，我们也只是随意聊了两句。那个时候，我连口罩上有条金属线都不知道。
1月20号，我在家门口的药店买了两包共20个外科医用口罩，店员建议我买5包备着，我笑着拒绝了。回家后，我开始通过视频学习如何正确地佩戴口罩。当天晚上，武汉公布1月18日和19日两日共新增名确诊患者，而前一次公布的新增病例只有17个。我心里略微一惊，但放眼四周，出门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，我便依然没太在意。
1月22日，腊月二十八，我开始收到预订的鲜花、水果和几样“网红”点心，有哈尔滨特产提拉米苏蛋糕、俄罗斯风味的香蕉饼和成都的麻辣牛肉干。我美美地盘算，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安排得有滋有味。晚上，我做了年前最后一个视频咨询，来访者身居外地。她一天前在武汉高铁站中转，发现车站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只有她没有。她埋怨我，作为她的咨询师，我居然没有提前告诉她武汉是这种情况。
■平时码得高高的蔬菜被抢得七零八落。
■最后一次出门买菜，大概是五天的量。
1月23日上午十时，武汉开始“封城”。老实说，这也没让我感觉到有多恐慌。随后，很多消息突然铺天盖地涌过来，除了官方每天更新的数字，还有更多质疑的声音。同学群里，朋友圈里陆续有人说买不到口罩，药店治感冒、抗病毒的药也被抢光了。我们小区的超市，平时高高码放着的各类蔬菜被抢得七零八落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出门买菜，大概是五天的量。当日，我取了年前最后一个快递，那是一大袋打豆浆用的黄豆。
“封城”后，我的作息不知不觉变得紊乱，食欲也不好，感觉不到饿。我每天只吃两顿饭，凌晨一两点还抱着手机不停刷屏，翻看与“新冠肺炎”相关的任何信息，不想错过各种不知名群里转发的每一条视频。那些医护崩溃的视频，令人格外震惊。
我有一个“中美班同学群”，群里有人在武汉，也有人散落在全国各地。我把医护崩溃的视频扔进群里，并说自己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；群里同学也流露出强烈的震惊和担心，有同学质疑我的不相信，我感到很愤怒。
一个在外地的同学告诉我们，她哥哥一个人在武汉，发烧了，医院收治。同学哭诉，她很担心哥哥。
那天晚上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吃晚饭。当我浑浑噩噩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遏制不住地大声哭了起来。我感觉似乎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世界，有种强烈的被分裂感。现实世界完全关闭，网络变成了我的全世界。
我的大脑里，充斥着一幅画面：医院里人满为患，到处是发烧的病人和疑似感染者；死在走廊的病人无人处理，无助崩溃的医生，没有药，没有床位……我想象着，只要一出门，就会被传染，如同丧尸世界里那样，只要被咬一口就变成了丧尸，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
我没有把这些告诉外地的家人，只是简短描述生活现况，以防他们担心。这个同学群和群里同城的一个好友成了我最大的生活支撑。我没有办法按计划开始工作和学习，只是无止境地陷入到手机刷屏的行为里。
我开始反观自己，注意我自己的行为、想法和身体变化。我意识到，我已经特别恐慌了，只是在用最原始的否认机制防御我最真实的恐慌。
真正恐慌的是病毒潜伏期。你无法确定你是否被传染。“封城”当天，汉口火车站约有4万人离开，还有人花高价包出租车试图去往武汉周边城市。我不清楚23号逃离武汉的人具体数字有多少，但我知道，在那些逃走了的人心里，并没有真正离开恐慌。14天潜伏期就像一个无形的牢笼，那种如影随形的恐慌感从23日开始，到未来的14天都不会离开你。
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应激或是挫折，但并不是所有都不能应对。能够处理应激或是挫折，通过努力可以恢复心理平衡的人只是经历了一场恐慌。一旦这种应激和挫折不能自己解决、又无法回避，则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失衡。这时候，人的心理状态会呈现出一段时间的解体和混乱，会出现崩溃、大哭、严重失控的言行举止，这就是心理危机。
面对危机时，人们处理应激和挫折的能力与心理弹性成正比，同一个意外事件，不同的心理弹性决定了不同的行为表现。
人在与世隔绝的时候，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。我注意到，我每天沉溺于手机刷屏关于“新冠肺炎”的消息，一方面是想借助他人的不完整，拼凑出想要的信息完整，好让自己有点掌控感；一方面是身体仍然处在恐慌当中的逃避行为。
1月24日，大年三十那天，起床后，我很郑重地拟好了年饭的菜单。也许是23日晚上的大哭释放了大部分的紧张和恐慌，我明显感觉到精神上有所放松。
当我再次看到“医院拥挤”的视频，还有诸如某小区抬出了病人，直接盖着白布被救护车拉走了之类的事情，我好像都没有再卷入的感觉。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给我的印象就是：情况的确不好，但问题集中在病人收治和医疗物资的短缺上，还有什么别的恐慌的理由吗？
好像也没有了。
这个时候，我也注意到，我的朋友圈里还有一些人，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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